张杰 | 文化研究关键词：移动性

       移动性     

张杰  文

选自《文化研究关键词（修订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

较早关注移动性的理论家当属德国社会学家乔治·西美尔。他在《桥与门》（1909）中提出，人类有一种联结的意志与渴望，人会为了联结而移动，桥梁、道路等亦因此而产生。他看到了移动性与物质性之间的关联。

可以说，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由于轮船、铁路、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以及电话、因特网、手机等信息沟通方式的出现，空间的阻碍似乎不再能限制人们对远方的涉足。整个世界，包括人、物、信息、关系、货币等等，都在不停地运动与变化。正是基于“距离间的摩擦”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且移动问题已普遍成为各地发展的中心议题，以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为代表的学者在2006年正式倡导“移动性范式”。

20世纪90年代，厄里曾密切关注旅游消费，先后出版《游客的凝视》（1990）、《消费场所》（1995）、《旅游文化》（1997）等著作，其中《游客的凝视》为他赢得世界声誉。在此期间，他逐渐意识到移动性概念本身的重要性。他发现，在传统的社会科学中，移动与旅行通常被视为“黑匣子”，人被认定为静态的实体，须依附于特定的场所，因此“为了工作、家庭生活、娱乐休闲、政治反抗等目的进行的系统流动是被忽视或轻视的”，这与中国古代安土重迁的传统颇为相似。即使讨论社会变迁和移民等问题，传统社会科学依然惯于将稳定性视为优先、理想状态，正如有学者曾一度担忧现代移动性的增长或将导致“地理学的终结”。因此，移动性理论首先就要反对安栖主义（sedentarism）。

顾名思义，安栖主义强调地方（place）、根基（root）、稳定性（fixity）、秩序（order），而对移动（mobility）、无根（unrootedness）、变迁（flux）、混乱（chaos）充满警惕。厄里在这篇与米米·谢勒尔（Mimi Sheller）合作的《新的移动性范式》中指出，安栖主义与海德格尔理论有一定的渊源。借助对古高地德语的考证，海德格尔指出“筑”与“居”本为等义，“筑造乃真正的栖居”；栖居又意味着持留、逗留，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所以，人应当满足于居住在一个地方，安居乐业。在厄里等人看来，这种安栖主义的本质即“将一种本真而有界限的地区或国家作为人类身份认同与经验的基础，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考虑到对国家、地方与家园的推崇已根深蒂固，其间掺杂强烈的情感和道德色彩，丽萨·玛凯（Liisa Malkki）将其称为“安栖主义形而上学”。

厄里认为，“现代社会的居住形式中几乎总是包含着多种样式的移动性”。诸如地图、汽车、火车、道路、电脑，这些促成移动性的物质因素都强有力地重建了归属感与旅行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海德格尔未曾或不愿谈及的。而既然移动性问题已然是现代人生活的常态，社会科学就应当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鼓励实现与物理、历史、文学研究等领域的关联与借鉴，以跨学科的方式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由此，“移动性范式不仅弥补了以往社会学对人或观念之运动变化的忽视与遗漏，因而在本质上区别于其他研究方法；同时，它还是对社会科学的变革，为之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之图景”。所以，厄里选用复数“mobilities”来指代其范围更为宏阔的研究，那就是要建立“一种由运动、变化而驱动的社会科学”。

在专著《移动性》（2007）中，厄里探讨了移动性的多种所指，具体包括：一、因工作、休闲、家庭生活、娱乐、迁徙、逃亡等原因进行的身体旅行，日常通勤、永久性放逐等都包括在内；二、物品向生产者、消费者和零售商的物理输送，以及礼物和纪念品的发送与接收；三、由于地方与人物的图像出现在多种印刷与视觉媒介，人对其产生想象中的旅行；四、在真实的时间进行的虚拟旅行，突破了地理限制与社会差异；五、通过留言、短信、信件、电报、电话、传真与移动电话进行的社交式旅行。也就是说，旅游，生产运输，阅读与想象活动，虚拟的空间旅行，电子通讯，以及资本、信息、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等等，都是移动性的表现形式，它们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轮廓。

厄里等人还提出，移动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其重要性有如平等、理性、个体、全球化等概念，它应当成为人的基本权利。可以说，只有现代社会才会为移动性赋予如此积极的内涵——在此之前，很多旅行要么受制于各种现实条件因而难以完成，要么是主体尚不具备自由移动的权利。这一重要的理论贡献因此非常恰当地概括了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移动性”从此成为一个积极而正面的有机概念，成为社会学、地理学、传播学、英语文学等领域的关键词——“转向”意义即在于此。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意识到移动性正在促成当代社会发生巨大转型。德国的斯文·凯塞林（Sven Kesselring）、莫妮卡·布什尔（Monika Büscher），美国的米米·谢勒尔，英国的蒂姆·克瑞斯维尔（Tim Cresswell）、奈杰尔·斯瑞福特（Nigel Thrift）、彼得·阿迪（Peter Adey）、戴维·比瑟尔（David Bissell），以及来自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文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其他众多学者均参与推动了移动性讨论。2003年，厄里在兰开斯特大学成立移动性研究中心；2006年，他又亲自参与创办期刊Mobilities。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尼尔廷根应用技术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以及谢勒尔工作的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等高校亦设有移动性研究机构。Mobilitie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A, Transfe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等期刊集中发表了大量移动性主题成果，且多数都是跨学科的。阿迪与谢勒尔等合编的《劳特里奇移动性读本》（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obilites, 2014）可谓移动性研究的集成。

整体而言，移动性范式呈现如下特征：一，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关联，跨学科特征非常突出；二，联结不同层面的运动和移动形式，而非仅专注于某种特定的运动形式；三，考察人、物、图像、信息、垃圾等的多样流动性，尤其关注这些事物如何在相互关联中运动；四，关注由移动性引发的“地方性、停止、静寂以及相对的固定”；五，拒绝“有界性与定居观”；六，关注移动性的差异性政治，反对所谓的非政治或“客观”立场。

受益于德勒兹游牧哲学，以及由列斐伏尔、福柯、哈维等促成的“空间转向”，厄里等人将移动性提升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本体性概念。这首先是意识到移动与游牧有颇多相似之处，具有改变、拓展并强化空间的功能；同时，互联网、手机等虚拟沟通亦被纳入移动性范畴，这是对“空间转向”的进一步延伸。福柯对权力、社会机制、治理术等概念的探讨同样启发了移动性研究。移动性范式不但肯定多样移动性并存的活力，同时也愈益重视由地域、种族、性别、阶级、经济等因素所促成的移动不均衡性与区隔性，反思由此引发的治理危机。

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1998）中，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拥有全球流动权已被提升至阶层划分要素的首位，围绕流动性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等级体系。他的“流动的现代性”更是对当代世界的经典阐释。不过，如果说“liquid”更强调事物在哲学意义上的流动变化，那么“mobile”则偏重具象的移动与流通，其利用民族志、社会学等方法进行的研究更为细致，有助于人们从移动性的角度理解现代性逐步发生的过程与脉络。进一步而言，通过物质、技术文化探索时代的精神结构与社会转型，也正是移动性研究的价值所在，尤其是在弥漫着更多危机的当代社会，其时空结构已经完全建立在大规模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有效性基础之上。

纵而观之，德勒兹、瓜塔利之“游牧”（1986），贝克之“风险社会”（1986），鲍曼之“流动的现代性”（2000），乃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1967），这些理论研究均表达了对运动、生成、消耗的肯定，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社会学，更有对国家、地域、政治、信息、学科、文化、心理等界限解域化的期待。由此，移动性应当被视为社会结构变化的核心与基础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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